welcometo欢迎光临888集团黄璇教授、2023级博士生徐艳华同学去年末在《世界社会科学》期刊2023年第6期发表合著论文《对恩斯特·布洛赫“希望哲学”的现象学分析》。

以下是论文全文。

提要：恩斯特·布洛赫的“希望哲学”表现为现象学式的冷酷的乐观主义。他把希望看作是一种预先推动的向前的意识，内在地具有超越自身的主观内在性和既存现实；人可以通过希望去意指、构造或理解一个意向的相关物或意义，并通过白日梦、回忆、勇敢等各种心理事件，由内至外地唤醒自我并改造世界。布洛赫把希望看作是推动人类历史的第一原动力，在他看来人作为自然实体和自我意识的承担者就取代了外在的客观性而具有了本体论的优先权。这就注定了他关于历史的理解和未来更美好社会的乌托邦想象的抽象性和空洞性。

关键词：恩斯特·布洛赫；希望哲学；现象学

作为20世纪活跃时间最长、思想特色鲜明的思想家，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对卢卡奇（Georg Lukács）、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走上学术道路的影响令他成为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不可或缺的一员。但学界过去并没有对他给予足够的关注，少量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对其思想内容的梳理上，而对其更具个人特色的理论方法则鲜有讨论。彻底的、反传统的哲学实践风格是布洛赫思想的特性。面对20世纪初期的社会危机和文化危机，和其他哲学家从客观现实或主观心理（精神）维度去探讨社会变迁和人的解放不同，布洛赫在“尚未存在”的理论视域下对人类历史进行“双重解码”，即人内在的对美好生活的心理冲动——“希望”，和外在现实的结合是开始全新人类生活的可能路径，进而探讨人类历史在时间存在上向前而生的潜力和空间存在的动态可能。

本文将围绕最能代表布洛赫思想特征的、被称为“百科全书”的《希望的原理》一书中的“希望”范畴，尝试分析布洛赫对胡塞尔（Edmund Husserl）、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等人关于意向性、超越性、还原的批评和改造，并阐发其关于希望哲学与现象学的理论关联，指出现象学分析方法在其理论建构过程中的使用，厘清“希望哲学”理论方法的特质。

一、“希望哲学”与现象学方法

所谓“现象学方法”，在现象学运动的中心人物胡塞尔看来，就是“还原”的方法。他认为，我们通常情况下的“看”是不纯粹的，触及不到事物的本质；为了实现“纯粹”，我们就要停止一切判断，回到事实本身的自明性，对生活世界进行“还原”，并通过对“最初的确定性”的揭示，把已经变得抽象的精神和物质的客体还原到具体的历史中，以此拯救科学的危机和人的危机。而海德格尔则认为，尽管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有可能使人们直接清楚地了解到经验的对象，但胡塞尔把直接呈现给我们的内容看作是我们认识和理解事物的基本框架的做法，仍没脱离近代哲学的禁锢，依然是从认识论的主客二分模式这个“坏的传统”中来认识问题。他指出，现象学（phaenomenologie）本由“现象”（phanomen）和“逻各斯”（logos）组成，前者寓意显现自身，后者则意味着把某种东西当作该种东西本身来让人看。因此，所谓“现象学的方法”就是解释。通过解释，存在的本真意义与此在本己存在的基本结构就向居于此在本身的存在之领会宣告出来，即“让人从显现的东西本身那里如它从其本身所显现的那样来看它”。因此，作为关涉存在的意义的研究方式，我们必须把现象学的原则建立在一个更合乎事实的基础上，以适当的方式看有待展开的“对象”及对象领域的基本结构，对当前存在进行直观并根据其自身的自行显现来把握该存在以实现本真。至此，胡塞尔本质直击现象的所谓的现象学原则在海德格尔这里被当作直击现代社会的方法；先验的意向性的现象学在海德格尔这里就成了活动性的、自我显现的生存的现象学。如果说胡塞尔“还原”的现象学方法要处理的是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即处理主体与被有意义地构建的客体的关系的话，那么在海德格尔这里，现象学方法主要处理的是此在和历史的关系，通过审视本己与他者的关系，尽可能切身地理解精神共同体以及它的历史性。

作为活跃于几乎整个20世纪的思想家，布洛赫自然无法置身于被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称作是20世纪最重要的四大哲学运动之一的“现象学运动”之外。但同样是试图完成人与历史（他者）、人与自我的和解，布洛赫的现象学方法则是建立在对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批判综合之上。在布洛赫看来，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不过是一种“前意向”的记忆的表象再现，是人在某种业已存在牢固基础的情绪（如嫉妒、贪婪、崇敬等）中把过去重新回忆起来而已，结果只能指向“虚假的未来”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的危机；而海德格尔关于此在的各种小体验和小情绪的玄乎意向和回旋语境除了让“哲学在语义学面前羞愧得无地自容，在他的书中我们除了形而上学的半瓶醋之外，什么也得不到”，对社会学的所知又和形而上学的“半瓶醋”“相映成趣”。最关键的是，这“半瓶醋”一旦用到社会学领域，就会被体系化的、在黑暗中活动的怪物和梦魇代替。布洛赫认为，要想真正地超越社会危机和人的危机、超越自然主义的思维方式，就需要重建一种依赖“预先推动”的“向前的意识”——“希望”。面对世界本身，超越历史的自然进程是希望的核心课题。人通过希望这一预先推定的意识作用于现实的领域，并在与人的过去及当下的各种情绪的结合中，过渡到自由且认真思考后所建构起的真正的乌托邦。

毫无疑问，试图从《希望的原理》中直接梳理出布洛赫关于希望的成体系的现象学分析是极其困难的。作为一个另类的辩护者，布洛赫不仅从客观的现实内容层面，还从主观的个人情绪方面，对希望的显现进行杂乱无章的探索。人类文化一条条崎岖不平的窄巷、每一朵毫不惹眼地生长在拐角的小花，都是布洛赫希望意识的对象。他认为，希望体现为每一个个体经验、民间传说、神话意向，表现为街头巷尾的遭遇、晦涩难解的智慧、启迪灵感的空间构成等。希望内嵌于世界的结构之中，内嵌于存在之所以存在之中。但也正是这从头到尾的、包含各种内容的、极细小地对生活（生命）的勾勒，注定了布洛赫的方法必然是现象学的。就如海德格尔早期在现象学导论课上所强调的：“生活”（leben）又或者“生命”这个术语本就是一个现象学范畴。事实上，当布洛赫把希望看作是对存在的每一个生存瞬间的匿名状态的揭示，并以此作为个体与历史的意义显现时，他也就进入现象学的语境了。

二、希望的意向、超越、中介

所谓“意向”就是“自身—指向”，即“每一体验、每一心灵行为都指向某物”。布洛赫认为，希望是一种特殊的认识和处于意识之中的心理事件，内在地具有超越现存既定事物的热情和驱动力，即以超越自身的主观内在性去意指、构造或理解一个意向的相关物或意义，给我们显露出那种可以存在的世界。

首先，希望是人的一种具有“向前意识”和“预先推动”的意识特性，是人与客观总体相关的意向性和中介。白日梦是布洛赫论述希望原理的起点。在他看来，这一日常生活中随时涌现的渴望、等待、愿望与梦想的现象是希望意向性的典型。向前的意识、创造性、超越现存既定的热情和驱动力是白日梦的特性。他承认有两种白日梦：陈腐不堪的、空洞的、浑浊的、使人神经麻木的“逃避之梦”；斗志昂扬的、饱含不知疲倦的原动力的、具有乌托邦成分的白日梦。两种不同的白日梦的根本差别就在于意向性的对象是否已经存在于这个世界。布洛赫认为，期待一个更美好的生活是白日梦的根本特征之一。真正有价值的“白日梦”是预先推定、未雨绸缪、率先行动，它开放地、预先地指向和构思某物，并自始至终指向某个目标，是“世界改善之梦”。无疑，布洛赫看重的不是白日梦的内容，而是它的乌托邦功能的特性。他指出，希望是人的精神取向，是人存在的全部属性。人作为乌托邦的主体不是靠空想，而是根据希望意识的中介，去意指和建构面向未来的社会。白日梦作为希望的意向不是在空洞的可能性中迷茫徘徊，而是在心理上预先获取某种现实的可能性。一旦希望作为一种期待的意识同客观实在的可能性相关联，关于宇宙的善行与完美的希望意识就变成一种客观的、真正的希望。

其次，希望的超越特性集中体现为白日梦的创造性。布洛赫认为，白日梦预示了人类的广度，它总是来自匮乏并且意图消灭匮乏。因此，他批评弗洛伊德把“夜梦”与“白日梦”等同。他认为弗洛伊德把一切梦看作是“通向被压抑的东西的道路”，从而把做白日梦的人看作不过是“一只睁着眼睛睡觉的兔子”是错误的；最重要的是，把这两者等量齐观会导致把市民社会的日常生活想象等同于实际生活，也因此导致把现实合理化与永恒化的严重后果。他指出，如果夜梦是退却的、逃避的，夜梦者犹如精神分裂症一样无力地屈服于侵袭自己的巨大力量的话，那么白日梦则是沸腾的和向前的，白日梦者就犹如偏执狂，总是和改造世界的妄想图像相联系，并试图通过冒险发明、给社会开“处方”、寻求现实的“天国之路”等方式摧毁无意识所带来的压制。因此，作为一种富有洞察力的、有责任的思考，白日梦不仅是个人的私人冲动，更蕴含美学和社会变革要素。

在布洛赫众多的墓志铭中，“思维就意味着超越”无疑是最耀眼的一条。因为这句话恰如其分地反映了他作为一个希望哲学家关于希望之“思”的理论定位。作为人的各种期待情绪，希望不是现实的“是”的映射，也不仅仅是对不在场的“应该”的期许，而是某种具体的现存中介过的人的“思”。那么，超越当下的创造性如何达到特定的目的，以实现存在之所以存在的意义？布洛赫指出，尽管我们不能凭经验或科学知晓个人的、宇宙的存在及其本质究竟为何，但是可以依据“想象”构想出这个可能存在但尚未存在的自己和世界。通过想象，把一切人、一切物驱赶到自身可能性的界限，让一切人与事物完全地显现出他们该有的样态；通过想象，人与他者发生关联。

三、回忆和勇敢：自我与他者的相遇

现象学就是“关联研究”，即对被抛掷者与其所遭遇的任一存在者之间的关联研究。这种关联体现为过往的历史在理解的基础上被诠释，从而进入人类的意识和选择：一方面，历史被人类主体经验所显示和负责；另一方面，发现“世界之内”的人类生存、显露世界之内的个体生存。如果说海德格尔哲学中此在以“被抛”与所遭遇者关联；那么布洛赫则认为，人通过希望的预先推动，把“内在意识”和“外部现实”关联，并以“回忆”和“勇敢”为中介，实现人与自身、人与外部世界的相遇。

一方面，希望的内容首先体现在想象的回忆中。布洛赫无疑强调现实原则，但是他更强调这种原则是建立在个人“向前的记忆”基础之上。

因此，他批判柏拉图、黑格尔式的静态的“回忆”学说，认为二人哲学中的静态思维严重地切断了尚未出现的独一无二的存在的可能，并导致一种“巨大的认识论障碍”和“意识形态障碍”的世界观；另外他还指出，无论是莱布尼兹的潜意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还是浪漫主义对远古的想象等，都犯了把“当下”看作是储藏在“过去”这一“地下室”的各种情绪和情景的再现的错误，本质上都是一种“向后的朦胧”般的不复存在的意识，而即使是柏格森（Henri Bergson）那样反对重复、反几何学的“独一无二、标新立异”的哲学家，其“惊异之流”也好，“生命热情”也罢，也不过是一连串约定好的“重新记忆中的东西”，最终都是借“生命之流”的“新瓶”，装着旧认识论的“回忆”的“旧酒”而已。布洛赫认为，以上种种哲学，无一例外地都属于旧世界观，讨论的都是封闭的记忆世界的图景。所以，无论他们提出多么新颖的认识论命题，都会对即将来临的未知事物惶惶不可终日。

布洛赫强调，回忆的本质是否定、尚未、生成。无论是当下还是回忆，都蕴含了有待孵化和预先认识的东西，都蕴含着某种推动力和某种被中断而暂停了向前的成分，这些成分并非发生在“所谓意识的地下室”，而是发生在“意识的前线”。因此，如果说人有回忆，那也不是所见过事物的回想，而是根据预先推定的意识出发，对当下进行否定和探寻实现新的存在的可能性。其一，真正的“回忆”应该来源于某种尚未知晓的、出价更高的东西；其二，真正的“回忆”是一种还未尘埃落定、仍在变化、等待处理的事；其三，真正的“回忆”是一种未然意识和本体论吸引，是人根据预先推定的意识让过去与现存的东西相结合，进入一个崭新的、更好的状态的可能性。所以，希望本质上所带来的回忆的幻想与那些仅仅记忆某物、仅仅依赖过去存在过的知觉，从而越发沉浸在过去的幻想表象不同，回忆因希望而敞开、因未然而充满了力量，最终致力于穿过某个黑暗瞬间、意指尚未显现的更美好的存在。

另一方面，希望的实现有赖于“勇敢”与恐惧的对抗。希望的结构和社会历史的关联是布洛赫《希望的原理》的理论意图和兴趣。作为同样通过此在的生存情态的描述寻求本真可能的哲学家，海德格尔再一次成了他必须要对话的人。布洛赫指出，海德格尔虽然没有像弗洛伊德那样把恐惧归因于过去，也试图通过历史性的视角，把存在的意义显现在时间中；但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现象学从恐惧出发，制造了某种绝对的、无差别的生存状态上的“畏”“操心”等“此在”的“基本现身情态”，这就让“恐惧”这个概念具有了“阴森森的本体论的基础”，也注定了其理论不过是一种“动物的、小资产阶级的体验现象学”，是“有意识的蒙昧主义”。最终，所谓的此在本真本己的存在成了一种单纯的“语义解释”。布洛赫指出，“否”的根源性的匮乏是一切生命体的，包括欲望和追求的冲动能力。所以，可能的东西既可称为虚无，也可称为存在。这些可能的东西既不是完全条件化的，也不是完全了结的状态。因此，某一“此”的“否”，和海德格尔理论中确定性的“无”不同，本质上显现为“非有”。在布洛赫面向未来的希望的意识里，真正的“否”意味着使某物匮乏和逃避这种匮乏的活动，是在否定中对内在的肯定的把握。这种“肯定”从本体论上是先于否定而存在的，而所谓的否定不过是为达到它所隐藏的肯定的一个手段。面对这些不确定性，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人们的意愿和实践。正确地估量恐惧和希望是人们的唯一出路。这就叫“希望中的恐惧，恐惧中的希望”。“恐惧”和“希望”的转化，暗示了每一个否定（虚无）都以某种反思包含肯定（存在）的更深的基本原则。

那么，这种转化如何实现？布洛赫说，是勇敢。因为“勇敢”是对虚无中“误入歧途的那个否定的可能性的对抗措施”。因此，布洛赫坚持对客体必然性的信念。他认为，无论是在现象学意义上还是在情绪意义上，任何对客体的压抑都是令人厌恶的，意识若无客体就会消退。这就意味着和海德格尔最后把实现本真的可能寄托于“良知呼唤”不同，布洛赫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就犹如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一样，尽管无论是他的物质观还是革命观，都是隐晦不清且充满了神性。因此，布洛赫只好反复强调，理想化的世界和人的解放可以凭借希望自身的工具和装置，即个体生存的各种情绪和情感，意识到并最终超越当下困境，实现美好的未来。如此一来，艺术作为最具想象力的表达方式成为其理论归宿也就毫不意外了。

四、艺术之时间，希望显现之域

对于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野蛮杀戮后的人类而言，存在的意义如何产生？布洛赫求助于艺术的灵感。他认为艺术可以通过对碎片化的生存经验的整理，把人的潜能和意义显现于时间中。这既是历史的“尚未存在”的特质所致，也是艺术的特征及其任务所致。

首先，历史的本性显现于永不停歇的生成性中。布洛赫认为，真正的历史概念的基干是，而且永远是新的事物，只有以新的和向前的使命和态度来理解并掌握历史，才能真正地理解历史的善与恶及历史的意义。所谓的新事物，就是“尚未被意识到的东西”。他认为，这些新东西来自一直被忽略的白日梦的另一个侧面，即具有“向前的黎明特征”的无意识。未来性、生成性、突破性是这种无意识的特性。具体来说，新东西的产生需要经历三个阶段：产生某种激越想法的潜伏阶段，骤然澄明的灵感阶段，创造性的素质和某种陈述、形态、实施做出命名的时机业已成熟的阐明阶段。换言之，新东西的产生不仅需要主观条件，还必须具备相应的客观条件，即社会历史发展现实。就如没有资本主义的使命，就没有“我思故我在”的灵感迸发；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使命，就没有唯物辩证法的发现。灵感从时代使命中应运而生，天才个体恰好侧耳倾听这个时代的要求，以期将自身的素质和时代的趋势结合起来。一旦时代要求与天才个体融为一体，新东西就能“从单纯的潜伏中得以脱颖而出，并且由此达成自身的突然鸟瞰”。

在布洛赫看来，狂飙突进运动、浪漫主义等都是“尚未被意识到的东西”的冒牌货。它们要么因为过度崇尚自然而以令人陶醉的方式混杂着退行要素；要么把自己的创造性和期待感停留在过去而陷入冥想。对未来新奇性的渴望与对过去的过分赞美的奇特混合是这些“冒牌货”的共同特性，一旦它们被强硬地运用到仍不具备资产阶级革命成熟条件的德国，那些微弱的革命理性的进步性就会被某种有保留的、不明确的方式给挫败。布洛赫指出，直到马克思主义出现，一种真正的、与正在上升的东西的趋势有关的知识才被带入我们的世界，并通过对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告诉我们真正的关于未来的概念。因此，作为一种具体化的理想主义，马克思主义按照可能的持续意义，去探寻尚未意识到的东西和尚未成功的东西，并在开放的过程中，借助向前的黎明使历史充盈、让希望显现。至此，布洛赫似乎真的触摸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边缘。比如他强调再天才的灵感迸发也得和自身所处的时代及社会发展趋势相吻合、主客观的一致性必须建立在主观把握和客观趋势的汇合的前提下等极具唯物史观的思维方式。但实际上，与其说他切中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和科学性，不如说他从某种程度上把马克思主义神秘化了。

其次，艺术作为预先推定未来状况的伟大作品，将人之存在的意义显现于时间中。洞察“尚未”和扬弃碎片化的经验是艺术的本质和任务。在早期同卢卡奇关于现象与本质的争论中，布洛赫认为，生活的碎片化是必然的，因为我们每日接触的是经验的原材料而不是经验本身，真实的生活只能出现在我们偶尔凝视的另一个方向——艺术。布洛赫提出，艺术的任务就是恢复经验的整体性。因为艺术可以超越作品本身的物理存在，在时间中把存在的意义维度凸显。布洛赫认为，“每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除了指明自身显现的本质之外，它还指明我们未来现实侧面的趋势”。在他看来，每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的内容尽管在创作的时代未被注意也尚未显现，但这些作品无不体现着创作者“深思熟虑的辽阔光线”，都依据尚未产生的未来内容而定，都以未来的潜在因素为转移。这种意识的品质可以让艺术品在既定的现实中保留出路，并最终指向某种终极解决。如莫扎特的《魔笛》、但丁的《神曲》，又或凡·高的《星夜》和毕加索的抽象画。这些天才的作品之所以永葆青春，是因为它们把隐藏在人们心底、激励人们前行的事物以艺术品的方式显现出来，给我们显露出那种能够存在的世界和属于人的永恒的、绝对的时间，带人奔向那个能实现存在的意义和实现自身总体性的尚未实现的向前的“故乡”（Heimat），即人的存在之大全（the all）之地。

巴拉斯（Béla Balázs）曾把布洛赫称为“精神上的唐吉诃德”。这个评价无疑一语中的。就如塞万提斯借助堂吉诃德的抽象理想主义以小说的方式来调解人与世界的疏离一样，布洛赫这位抽象的理想主义者也认为，我们最后是借助想象，从绘画、建筑、小说这些艺术的形式里看到某种充实状态的显现。因此，马克思主义作为“具体的乌托邦”精神的观念一旦外化于文化产品、商业产品，以及社会活动中，历史的终极目的将得到显现。

五、结语

从思想方法上看，胡塞尔式的纯粹意识和海德格尔式的在世界中存在的综合，构成了布洛赫关于希望的现象学分析的特性：一方面，他把希望看作先在性的人的意识；另一方面他也坚持对希望做历史性和现实性分析，并试图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结合起来。他的创造性工作就是将希望植入人类学和现象学的中心，试图以希望代替恐惧作为人类发展的动力。从根本上看，布洛赫依靠希望意识的外化推动历史进步的这种启示录式的空想，既回答不了新的社会条件下，解放路途中人的行为的角色问题，也回答不了历史是否可以凭借人世间的合理秩序，让自身超越人的干预而自觉澄明的问题。当他把希望看作是推动人类历史的第一原动力，就意味着人作为自然实体和自我意识的承担者取代了外在的客观性，具有了本体论的优先权。同时，以想象的方式去寻找一种与现状不同的替代性选择的结论，又反证了他关于历史的理解和未来更美好社会的乌托邦想象的抽象性和空洞性。

从理论特质上看，客观存在的盲目的、神秘的天命和主观的人的意志，共同组成了布洛赫希望哲学中实现未来宇宙样态的条件；来源不明的希望冲动与对唯物主义辩证法立场的坚持让布洛赫思想充满内在张力。尽管布洛赫强调，超越现实不仅要认识历史本身具有的辩证的伸展趋势，更重要的是要使这种趋势活跃起来。但遗憾的是这种活跃起来的动力具体是什么，布洛赫对此显然是懵懂的。他承认世界的物质性原则，并把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则看作是世界运行的法则，也正确地洞察到人类世界的变化和发展离不开人的内心希望的萌芽和发展。但是，改变世界的希望从何而来？使命因何而生？目标何在？对此，布洛赫显然也是懵懂的，且不具备科学和革命的分析视角。因此，他只能从个人的生存体验出发，强调要以人内在的自我遭遇和乌托邦梦想去对抗外在的痛苦、死亡与自然中的表层世界，并从中寻找社会主义的革命依据和探索革命成功的可能。就如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所说，布洛赫是一个“谙熟书本的文人，梦想一个完美的世界，但却不能理解如何才能创造这个世界，甚至不能解释这个世界的完美要采取什么形式”。因此，当下与未来、存在本身与他物永恒的张力是布洛赫“希望哲学”深层次的讽喻。

但是，布洛赫“希望哲学”依然为我们探讨更美好生活提供了一定的行动指南。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尽管布洛赫对思辨哲学的追随从某种程度上令他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史上永远的局外人；但事实上以思辨的方式对一切进行批判恰恰就是布洛赫哲学的思维方法，这种彻底的批判性从某种程度上暗含马克思的哲学特质。也许就如詹姆逊所言，一直以来对布洛赫的忽视不仅是因为其文本所呈现出来的无所不包的性质，更是因为他关于“希望和本体论预期学说本身就是一种预期”，它“硕大无比而又令人难以索解地横亘在我们面前，仿佛从空间陨落的一块陨石，刻满着神秘的象形文字，放射出奇特的内在的热和力，显露出符咒和解开符咒的线索，耐心地等待着它们自己最终得到破译的时刻”。